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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高英雄工厂他在以色列当农民丨每月作家-单读

2014年11月03日 | 分类:全部文章 | 作者:admin| 浏览:52
他在以色列当农民丨每月作家-单读

除了每周推荐一本书(Editor's Pick),今后单读将每月重点推荐一位作家。我们关注年轻的作者,他们刚刚发表新作,或者身处作家生涯的前半程,他们是漫长的汉语写作中最新的一环,并且在彻底改变的世界图景中,仍然致力于捕捉时代精神。第一位是云也退。

作为读者,我们已经很习惯被云也退挑战了。
单读长期发表他的随笔与书评。他的新书《自由与爱之地》昔阳吧,不光是在文体上不拘一格,而是在于文本中所蕴含的内容。在文体上,与其说这是一本游记,毋宁说更像一本小说,一本日记,一本“忏悔录”,原因在于作者本身对于讲故事的修养和特长,以及他在这趟偶然的旅程中必然遭遇的那种对自我、对现代生活、对知行合一问题的艰难求索。
很多笔法都太像小说了,掰开揉碎,把生活的汁水碾出来。但又比看一本真正的小说痛苦,因为他说的都是真的,竟然都是真的!当然小说在某个意义上也是真的,但毕竟隔了一个虚构的安全距离,我们可以袖手旁观,不必完全当真,看完还能面对残酷的生活。但在这本书面前,简直无法逃避,他的难题也是我们的难题,全摆在眼前了。这也是“忏悔录”的意思,他跑到以色列去过集体农庄的生活,本质上是为了面对自己,或者正是因为他在越来越局促的生活里无法面对自己,才需要打开那个历史和现实的空间,打开一种新的想象。这一点最能让人收益。
但话又说回来,它保持了一本游记的基本面容,是值得高兴的,这样可以让更广泛的读者容易发现它,选择它。毕竟我们对于异域的想象和向往板车哥,成了现在最普遍的一种求知上的愿望。而对于熟悉他的人来说,其实看的时候一直在期待他少写一点,写短一点,好多给我们一点时间赶上他。
——单读主编 吴琦


单读问云也退
第一本书出版后的感觉怎么样?
一个很主要的变化是,往后再有人叫我“作家”,我不会感觉受侮辱了。
出版和写完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吗?
写完时感觉像做好一件作品,出版,就像给它放上价格标签。
写这本书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哪儿?
在于保持距离。那些我见过的人在头脑中召之即来,但我还得假装不认识他们,退回到初见时的感觉。因为我希望读我的字的人也能体会到我的好奇。
保持长期的阅读和写作,耐力主要来自于哪里?和健身有关系吗?
大概来自太阳吧。我总想肯定一个事实,即在太阳底下活着本身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,但是反复说这句话,人就听腻味了,所以我得写各种东西来证明咱不但活着,而且对得起偶然得来的生命。所以一到阴天下雨我就会去干别的,比如上健身课。
作为评论家,看待自己的作品时,眼光和判断力会有怎样的变化吗?
会有变化,不再沉浸,而是一如我读所有其他书时那样挑剔,只不过宽容度高些,会想,作者很不容易,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。
接收到最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是什么?
“不要过十年再出下一本,一两年就差不多了”。
自由撰稿的状态打算保持多久?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这种状态比同时有一份稳定工作更容易吗?
持续多久算多久了。写东西更适合我,因为能完全控制自己,能忽略那些自己必须忽略的东西,比如谁谁的市值又超过一个亿了。干别的就无法做到这一点,就会想,那一个亿的市值咋不分我点?
如果不写作,你会做什么其他工作?
做料理吧?不知道。
你猜测,人类的未来发生哪些不可思议的变化?乐高英雄工厂
心情可视化浮生偷欢,记忆渐冻,注射式生殖,共享自杀……


在以色列,完成一部“反游记”
云也退
四年前,完成 20 万字书稿的最后一个字时,这本书还不叫《自由与爱之地》,而叫“内奥·茨马达记事”。Neot Semadar 是我在书中所写的村庄的名字,Neot 在希伯来语里意为“地方”,Semadar 则是一种花的名字。“内奥·茨马达”,这个音译,对于完全不知其所以然的人来说,大概会很拗口,但我却顺溜得就像在说“拉斯维加斯”一样。
我写了一本无法归类的书,我称之为“反游记”的游记。内奥·茨马达是以色列的一个村子,在该国东南角,从村里往外开车,不出两百米就是茫茫沙漠,站在村里看周围的山,也都是以荒地为主,棕榈树都是后栽的,一棵一棵有点稀。村里有大人孩子二百多个。每天上工之后,大人们就分散出去,到各个安排好的岗位上劳动:锄草,剪枝,插苗,侍弄椰枣,帮厨,盖房子人皮娃娃,牧羊,酿酒,包装小食品……村里每天都有一些志愿者,我作为其中的一员,在这里待了 31 天,每个工作日早晨和下午各有一轮劳动。我本以为不可能待这么久,但结束时,我扪心自问:在这里再熬两个月,还是可以忍受的吧?
常规的游记都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跑,见到了什么风景施鹏鹏,什么路人,结识了怎样的同伴,有艳遇的人还会通过文字重温一遍,让它变成一桩真正的美事。我也写了以色列的各个地方:耶路撒冷刀怒斩雪翼雕,当然去过,老城区的基督教堂,能进去的我都去了,但我记得的是它的钟声,它的石头,它的泥土:很多泥土都仿佛是刚刚烧焦过似的,很多石头显然因为年岁的关系发黑,但用手触摸,手上却很干净,并无污垢。老城区非常小,城外的新建筑也都是统一风格,淡黄色的石头统一来自境内的某个采石场,就连墓地的墓碑,看上去都一样的朴实。当钟声敲响,山城的风在街上劲吹,忽然之间,心里就有什么东西被击中了。
是什么东西呢?不好说,不好写,好像一诉诸文字,我就是在曲解它。到以色列的人,十有八九都是带着“朝圣”之心的,不管这份心思来自内心固有的情怀还是旅行社蓄意的炒作。于是他们很容易被打动,但一写出来,这种感动总是沦为对风景和历史的泛泛的赞美,和缅怀。黑袍黑帽的犹太教徒在你身边走来走去,游客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存在,他们的语言,他们在读什么,想什么,你压根就不懂,你只能确信他们是虔诚的;他们崇拜的东西,比如哭墙,是老旧的,残破的——那么你究竟感动什么?难道仅仅是感动于他们的虔诚?

▲哭墙
我相信,以色列是一个不适合写游记的地方,“触景生情”之“情”往往是硬挤出来的。以色列没有休闲的老头老太,让你感慨他们的岁月静好,不像中国人那么焦虑到死,也并没有举目都是艺术品的宗教场所,这里的博物馆都不大,其中最有名的是大屠杀纪念馆,从里面出来,你除了感慨灾难之可怕,表示“永志不忘”外,恐怕就没别的想法了。基督教的圣地,犹太教的圣地朴慧尚,伊斯兰教的圣地,它们之间会互相叠合,普通游客根本分不清,只能在乏善可陈的纪念品市场里扔下几文钱,扭头就去死海买面膜及其他护肤品。说穿了,以色列的景观根本不理会游客,它们只对在这里生活的人有意义。
我走了一些地方,然后来到内奥·茨马达,然后离开,又去往其他地方。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多,他们好奇地问,你们国家这么大,我们这里这么小,你又不信犹太教,你为什么要来?我说,我想看看你们,我想看看你们在这片天地里成为怎样的人,以及,为什么会如此。
我意识到,我将要完成一种“反游记”:不是人去景中走一趟,对着风景长吁短叹,而是景侵入人心,用一种氛围来不断地引起人的回应。在村里,第一天劳动,我就被分配去山上盖房子。全村的人都出动了,男女老少,有的搅水泥,有的砌砖头,有的铺路,有的负责把晚饭从村里送到山上,志愿者们被集合起来互相认识。我第一次干类似的活,当我把水泥用小车摇摇摆摆地运去房子那边时,看到那些砌墙的人都笑吟吟的,把手里的工具伸过来,仿佛自己不是在干体力活,而是领取年终奖似的。
在工地上和我搭伙的那个汉子,名叫埃雅尔,那一天我们都只顾干活,没怎么说话。几天以后,我在食堂吃完饭,路过窗口时,他正在里面帮厨。我觉得眼熟,却认不出来,以色列男人很多都长那模样:光脑袋,灰色眉毛,眼神冷峻,不胖不瘦的中等身材——我正要走人,他从洗碗水中伸出一只手,握住了我的手,叫出了我的英文名:“Leo”。

我被“认出”了。似乎在耶路撒冷也是一样。埃雅尔叫完我之后,也没有更多的寒暄,他就继续忙他自己的工作去了艾丽嘉妍,而当那钟声停下后,我就从触动中复原,知道耶路撒冷并不会发给我一张“圣地结业证”。但是,仅仅是那一次认出,就让我浑身有力,内心充实。生命里真的会有这样的奇迹,是完全没有外在效果,只在当事人的心灵深处发生的。
和普通的游记不同,“反游记”是一种内心之旅,向内心走去,侦察、追索那里面的一举一动。以色列,包括它最有名的地方和最不为人知的地方——一个地图上未必查得到的小小村子——都有触动内心的本事,不过更确切地说,是以色列人,我认识的那些和我不认识的那些,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和风景里,给予我特别的精神待遇。内奥·茨马达充满了矛盾:它荒凉又繁荣,冷清又热闹,危险又安全。以色列也是如此。一个游客只能在那里找到三四个可称“景点”的东西,但你若被它“认出”,则目之所见,耳之所闻,都是惊喜或感动。
我们的游记很少是会这么写的:无所不在的注意力,无所不在的反思与想象,7×24 小时地接近真相——我待得越久,就越是觉得这块土地上有值得我去寻找的答案。“内心之旅”一词可能有些俗气,但在那些“到此一游+百科词条复制粘贴”式的游记面前,一点点孤独的追求都显得那么奢侈,而把它写下来的过程,却比那些复制粘贴的爱好者更加轻松惬意:因为我已经那么充足,完全不在乎有几个人能体会我的思路,跟上我的幸福感。

▲《自由与爱之地:入以色列记》,云也退著,
理想国出品,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9 月版。

《自由与爱之地:入以色列记》(节选)
云也退
索尔·贝娄在《更多的人死于心碎》里借拉亚蒙医生之口说过一个有关“六日战争”的笑话:为什么国防部长摩西·达扬把律师编入第一冲锋梯队?因为他一声令下“冲啊(charge)!”律师们就奋不顾身地冲上去要钱(charge)了。多好的文字游戏,但一定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原创,它狡猾地把战争和犹太人贪财的名声糅在了一起。
休息日,我继续读《第七天》这本毫无笑点的书,人们辩论着最严肃的问题,黄艺明我困意忡忡时,就去翻看有阿摩司·奥兹参与的对话。奥兹的声音跟别人都不同,最尖厉,最情绪化,一种动人的、死钻牛角尖的人道主义。他说:我们在以暴易暴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,“六日战争”的胜利进一步麻痹国人的神经,让我们误认为真的可以靠武力主宰中东。书中收了奥兹的一篇名作《陌生之城》,写他在“被解放的耶路撒冷”的观感:士兵们拥抱、跳舞、潸然泪下,其他城市的犹太居民争先恐后地要一睹阔别已久的圣城的芳容,众多国际游客第一时间蜂拥而入,在耶路撒冷周边定居的犹太人冲着驶过的军车热情招手:“这些东西无法形诸言辞。我再一次对自己说,我所有的爱都在耶路撒冷,但那意味着什么?这就像是一场恋爱,一种矛盾的、折磨人的力量:她是我的,却那么陌生,她被我征服,面露敌意,我拥她入怀却又无法企及。”
一些左派学者喜欢谈论“六日战争”的后遗症,他们认为,只有国家把边界退回到这场战争前的样子朴初珑,和平才有希望。也就是说,还西岸于巴勒斯坦人,还戈兰高地于叙利亚人,最好再把耶路撒冷交给国际共管。这种看法,连我都觉得太激进、太天真了。不说别的,哪个住在边境的以色列人还能忍受宵禁的滋味?我还记得,在火车上,老爷子说到被叙利亚士兵拿枪瞄准时的样子,他的眼睛里突然堆满了易燃物。

▲“六日战争”中的以军坦克
“六日战争”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:战争的胜利引起的集体性乐观,导致以色列在一个大时刻到来之时成了旁观者。1968 年夏天,以法、德、美为中心,欧美大陆刮起的社会运动风暴,地理疆界和意识形态疆界双双被冲破了,法国和联邦德国的激进分子握住了从民主德国、波兰、匈牙利、捷克斯洛伐克、苏联、希腊、土耳其那边伸过来的同志之手——唯有以色列风平浪静耿直男儿。
法国的“五月风暴”里,一干犹太人出尽了风头,其中最活跃的是一个叫科恩-本迪特的德裔犹太学生,他长得粗鲁,一头红色卷发,当时拿着西德护照在南泰尔大学攻读社会学,巴黎和西德两头跑,俨然一个国际主义战士。在大学里,科恩-本迪特最关心的一件事是性自由,5 月 3 日,他率领的游行学生进攻戴高乐的总统府,要求总统下令学校解除禁令,破除男女之防,允许异性学生互访对方宿舍。科恩-本迪特冲在最前边,他拿着大喇叭喊话的画面出现在各种报纸上曹央云。法国人阴险地赞曰:“这小子,犹太佬,操了夏尔·戴高乐!”
科恩-本迪特的队伍扩大了一场全城高校的学生暴动,随后工人也参加了进来,整个法国都瘫痪了通天剑主。学生们喊出了更激进的口号:要消灭工作,要摧毁布尔乔亚社会,要改变等级化的社会体制,他们在墙上喷了“让想象力统治”的口号。“学生运动的领导层里有太多的犹太人,多到一个什么程度?很多法国人把它看作一场犹太人的暴动。”以色列开放大学的教授耶尔·奥隆说。他专门研究法国左翼里的犹太激进分子,“不过,学生领袖并不是犹太教徒。他们想融入法国的世俗社会,设法改变它,发起暴动只是改变的途径之一。”
不管怎么说,“五月风暴”显示犹太人依然不是省油的灯,他们善于通过领导和组织,把细微的不满收集起来,扩成浩大的声浪。然而,科恩-本迪特和法国学生的事迹没有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任何反响,一贯爱提意见、爱管闲事的犹太人,在那一两年间享受着战胜国的快乐。当年,法国的学生组织收到了来自全世界所有“自由国家”的学生团体表示关心和支持的电报,唯有以色列国内的学联毫无动静。以色列人仍旧沉浸在“六日战争”的狂喜之中,他们不关心其他地方的革命了。

▲ 1968 年 5 月至 6 月,法国爆发“五月风暴”
六十年代的以色列,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缓行向右骆炳峰。六十年代初,有一本写以色列建国历程的书《 Exodus 》畅销了好几年,在美剧《 MadMan 》里,唐·德雷珀受命给以色列航空公司编写广告词,靠读这本书来补充相关知识。美国人把以色列看成中东的斯巴达,认为它乏味、自负,奉行苛峻的黩武精神,农业和基布兹是其内政的支柱,所有文化都与二战和大屠杀牢牢拴在一起。还有,处于工党统治下的以色列与苏联集团关系密切,就像唐那个野心勃勃的小同事彼得说的:“那是个什么国家?共产党的地方!”
彼得的话未必武断。在“六日战争”之前,以色列并不比同时代的中国开放多少,垦荒时代留下的艰苦奋斗作风深植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天国志,建国者设想的“新人”是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培养的,他们不怎么需要娱乐,不需要太多的信息来源,他们打开收音机听不到几个电台;他们穿着蓝灰色和白色的短裤 T 恤,趿拉着拖鞋在大街上走来走去,女人早早就长出了祖母相,大脸盘子,圆点印花的绸布连衣裙是她们最时髦的打扮,男人依然戴着世纪初流行于中东的坦布尔帽,眼角的细纹很多而信息量很少。最终导致国门打开的是政府弃苏投美的策略,以色列取得了军事胜利,“光复”耶路撒冷,引来各国游客毕至,一线的西方时尚文化踏破了迦南的门槛。电视广告一拥而入,第一批精品时装店在特拉维夫的迪赞戈夫大街露脸,便利店,快餐店,大型商场,那些左右着西方世界生活的东西也开始左右起以色列人的审美来。大约到了 1970 年代晚期,李维斯牛仔裤给承载着光荣往事的工农兵风格带来了致命一击。以色列进入了自由消费和奢侈品的时代,越来越像一个西方国家了。
此间的左派怀起旧来,风格大同小异,怀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的民气,痛责第 10 频道夜里 7 点档的名模表演、真人秀、“Big Brother”和“Master Chef”。我读过一位七十多岁的退休学者的长篇访谈,1990 年代,她在三任政府里当过顾问,对以撒·拉宾有深厚的感情。她说,晚至九十年代中期:以色列社会也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:
“那时国人都知道,我们必须变得跟别的国家、别的民族不一样,我们要成为‘选民’,那时,我们的社会是团结的。现在的政府只为自己执政,只为了钱而执政。媒体过去在影响社会,现在退化为被社会影响,公民没有任何方式去影响更多的人。这个社会仅仅想逃避而已。这是一个靠着逃避、起士奶酪、葡萄酒和名人为生的社会,这个社会有逃兵役、逃税、有分配不公的服兵役义务、扭曲的税务制度、严重的工资差别待遇鬼母痴儿。学校里的孩子拿老师当垃圾。父母拿医生当垃圾。一切都不再神圣,人们什么也不敬。”

▲ 特拉维夫沙滩上的女人,摄于1934 年
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理解这所谓的“逃避”,它已经成了舆论谴责社会时绕不开的一个关键词了。这里,和十五年前、二十年前一样,平均每个月都会有一两次小小的流血事件,别的国家的人,在国际新闻里看到以色列又爆了一枚什么炸弹,抢险人员在一片烟雾里拖担架,几个人对着镜头痛哭,早就不会有什么情绪波动了——“又是那儿,嘿。”在这种环境里,若说“逃避”,也就是拒绝承认由来已久的动荡不安还远没有消除而已。但是,如果这算“逃避现实”的话,以色列人就该不知道怎么“面对现实”了——倘若他们真的不想自杀的话。
我合上书本,关掉网页,让头脑在枕上落位,静悄悄地滑向梦乡。今夕何夕?中东的酷暑之夜,内奥·茨马达把时间都冰冻了起来,而四季依然轮转,羊群还在哒哒地散步,嘁嘁嚓嚓地吃草,星星点点的种籽随风飘扬……足够止住所有的思考,安放未有寄托的人心了。无人出工的日子,小村智能化地安排着人们每日需要的一切:面包在烤箱里慢慢地翻滚,锃亮的钢刀穿过砖那么厚的豆腐块,横三刀,竖四刀,西芹从刀刃上走过,变成一段一段的,白菜哗哗地卸掉层层叶片,一百多只西红柿排着队跳下水池冲洗干净,钢勺将它们挨个拍扁,扔进炖锅里同鸡蛋会合……水枪吱吱地叫,肥皂沫漫过了食堂的地板,葡萄酒迹和腌橄榄的咸浆随水漂去。贴着各人名签的衣服钻出了梯形的衣箱,匍匐着往洗衣机爬去,隔日上午,便会有素不相识的人来提醒你:衣服洗好了,可以去洗衣房拿了;喷灌龙头濡着腐殖土,推着湿漉漉的绿苗钻了出来,坠落的椰枣一言不发地变黄,变黑,腐烂,瓦解。乡间的黑夜吞没了一切,看不见山廓树梢,全赖这里那里的灯光照出几分人间的味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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